现代意义上的徽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徽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形成较晚，但徽学内容的主要方面的研究却开始得较早。判断一门学问研究的起始，应看其开初的研究是否涉及该门学问的精髓问题，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徽学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30年代，此后的研究经过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为初步接触有关史料、少数个人研究阶段。徽学研究是从研究徽商起步的，傅衣凌是徽商乃至徽学研究的开山鼻祖。他曾说：“我对于徽州研究的发端，应追溯到30年代。那时对于中国奴隶制度史研究感到兴趣，曾从事于这一方面史料的搜集。嗣又见到清雍正年间曾下谕放免徽州的伴当和世仆，唤起我的思索，特别是接触到明清时期的文集、笔记等等，发现有关徽商的记载甚多。当时最引起注意的，是谢肇?的《五杂俎》内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因而决心进行徽商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曾于1947年写成《明代徽商考》一文，发表在《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50年代末，徽州民间文约大量流入北京，为徽州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使我扩大了研究的范围，展开了明清时期徽州社会阶级结构、土地租佃关系诸方面的探索。这些研究，使我对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刘淼辑注《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版，序言），虽然在傅先生之前也有一些涉及徽州事物和人物研究的散篇文章和著作发表，但就其研究目的而言，都没有明确的从系统研究徽州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也未研究反映徽州历史社会最重要的方面，更不用说揭示什么规律了。所以，傅氏的文章是建国前研究徽州的代表作和奠基作，其学术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为研究逐步展开阶段。建国后，学术界对徽学研究又有发展，研究人员多了起来，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这一阶段在1966－1976年间形成绝响。
从文革结束至1993年为徽学学科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徽学逐步引起全国学术界的重视，并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史料不断得到整理搜集，研究由浅入深，并逐步形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1993年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标志着徽学开始走向全国。
1994年至今为徽学的蓬勃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先后召开了四次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使徽学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襄举的学术事业。
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徽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涌现出一批学术造诣深厚、卓有研究成果的学者，形成一支老中青梯次合理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的成员科研能力强，知识根底扎实，学术水平高，特别可贵的是，这一支数百人的队伍在商潮面前不为心动，潜心学问，有着执著的敬业精神，同时在研究中的协作精神也得到很好的发扬。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加盟徽学研究队伍。
第二，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建立了固定的学术园地。先后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所、安徽省徽学研究中心、黄山市徽学研究协会、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徽学研究所等专门研究机构，有了一批经常发表徽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并创办了《徽学研究》大型学术刊物等，为推动徽学研究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三，召开了多次高级别、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其中包括：1990年在安徽芜湖联合召开的“徽州社会经济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安徽黄山市屯溪召开了“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讨会”，1994年在安徽黄山市屯溪召开的“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以后又相继于1995、1998、2000年分别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安徽省绩溪县和安徽大学召开了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些重要会议的召开和学者之间的切磋与交流，推动徽学大步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第四、出了一批重要的徽学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专著和资料性书籍有：叶显恩著《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张海鹏、张海瀛等著《中国十大商帮》、张海鹏、王廷元著《徽商研究》、王世华著《富甲一方的徽商》、王振中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周绍泉著《窦山公家议校注》、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40卷本影印）、《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1－3辑）等数十部。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还有徽学研究论文近两千篇。
认识徽州，研究徽学，百路英豪汇聚，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来研究徽学，理论探讨方兴未艾，学术论文著作繁富，出现了嫁接果相覆盖，连理枝相交通的喜人局面。
徽学研究的对象在徽学界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有的认为徽学即新安理学；有的认为是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徽州出现的具有显著特点的徽州文化（广义）产生、繁荣、衰落的发展过程为对象的；有的认为徽学的研究对象是徽州地区的历史文化；有的认为是研究徽州的社会史；有的认为徽学是研究徽州地区的社会经济史的学问；有的认为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徽州社会经济史为主要研究主体，兼及徽州整体历史文化，还有其它一些看法。徽学的研究对象到底如何确定，这是一个涉及徽学学科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亟待获得尽早的解决。
一说认为应以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为上限，下限应为民国元年（1912）废徽州府，但应适当向前和向后延伸；一说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一说应横跨古今，以明清时期为主；还有一说认为徽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徽学，就是徽州史学，即研究徽州自古至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一切方面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狭义徽学即专门研究北宋末设徽州始到1987年设立黄山市之前的历史。以上诸说何说更为恰当，抑或另有新解，尚待进一步探讨。
徽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徽州山川形势、风土物产、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徽州居民来源、民俗民风、宗法制度、谱牒方言、人才造就、祠观房舍、道路桥梁；徽州历史发展、政区沿革、社会制度、历史人物、阶级斗争、地方史志，徽州徽商研究、城镇兴衰、特产工艺、商品生产、资源开发，徽州文化发展、教育盛况、学校类型、书院特色、程朱理学、江戴朴学、数历经学、文字音韵；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刻书印刷、徽州三雕、散文戏剧、诗词歌赋、音乐舞蹈以及著名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等等，在徽学研究的内容上究竟包括不包括朱熹、戴震、胡适、陶行之等著名历史人物，意见分歧较大，有的认为一些著名历史人物是“国级”、“球级”人物，将他们列入徽学研究范围显然不妥，而且这些人物国内甚至国际上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徽学研究将他们列为研究对象也力不胜任，因此，只有这些人物与徽州有关连的事件、论说等才是徽学研究的内容。有人认为著名历史人物应该列为徽学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些著名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离不开徽州这块土壤的哺育，这些人物构成了徽学的斑斓色彩和丰富内容，将之排斥在徽学研究之外是与学科建设不利的，更何况著名人物的“球级”、“国级”的定位也是相对的。徽学研究究竟应否包括徽州著名历史人物？如果包括，又如何把握侧重点？如果不包括，又应作何解释？期待着专家们提出令人信服的观点。
一部分学者认为，徽州社会孕育了徽商，徽商产生后，又使徽州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商人文化的印记：研究徽商必须研究徽州社会，研究徽州社会也必须研究徽商，二者不可或缺、割裂。徽商研究是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徽商，今天就不可能形成徽学；反过来，不对徽学的各个方面进行透彻的研究，也就无法真正研究透徽商，徽商是徽州社会之“子”。徽商产生后所形成的徽州商人文化、商业文化又被人们认为是徽州社会的“酵母”。但有的学者认为由宋至清，程朱学说及其继承者新安理学，在徽州地区作为封建的正统思想，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推动了徽州地区教育、文化发展，使徽州研究学问，从事著述者甚多，发展了许多书院，出现了一些颇为著名的学问家；徽州为宋元明清各代输送了许多清正廉洁的名臣、好官和爱国的民主志士；南宋以后各代的徽商大都养成了讲信用、以诚待人、义利结合和“贾而好儒”的商业道德，使新安商人保持着数世纪的兴隆势头，对活跃全国城乡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从消极方面来论，在新安理学支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成为徽州社会的习俗，结果产生了难以数计的封建礼教“殉道者”，对维护封建统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不同的意见的实质，就是徽州文化是新安理学还是商人文化、商业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涉及到徽州文化的核心，也涉及到徽商与徽学的关系，因而是徽学研究中重大理论问题。因此，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解决。
有学者指出徽商以其雄厚的财力，建立起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并体现其自身的价值观和美学观的商人文化。徽州商人文化熔铸理学并杂糅宗族文化和通俗文化，其内容凡科技、艺术以至饮食、建筑等，无不包罗其中，极为丰富。徽州商人文化所具有科学性与实用性、封建性和伦理性、通俗化、广泛性的特征。徽州商人文化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推到新的高度，汇入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历史洪流，其历史局限性是先天缺乏独立的品格。因此徽州文化的特质是商人文化。还有学者将徽州文化与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及东北黑土文化进行比较，认为徽州文化之演进呈现“一高（中间高）两低（前后低）”的轨迹，而非其他地域文化“兴衰兴”等循环演进过程。此外，徽州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当其他地域文化已在千年历史中反复兴衰后，徽州文化的繁荣才跚跚到来。徽州文化的创造者，是“官儒商”三位一体，不像其他地域文化那样与政治、军事有直接密切的联系，而是更多地联系于徽商及商业之上。因而它是一种消费性文化，被动顺应的文化，非积极创造性的文化。还有的学者认为徽州文化是徽州的宗法结构和商业意识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文化徽州文化。徽州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众说纷纭，尚待学术界深入探讨。
徽州文书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原始文献。有学者估计，海内外已经收藏和目前仍然分散在徽州各地民间的徽州各类契约文书的总量当在20万件以上。那么，“以上”多少呢，有人提出了更为乐观的估计为四、五十万件（对于“件”的概念也模糊不清，因为“本”、“册”、“页”等皆可称为“件”），这些契约文书涉及到徽州土地、赋役、商业、宗族、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有学者根据敦煌文书的发现进而形成敦煌学的事实提出，没有徽州文书的出现就不可能形成徽学，徽学主要就是研究徽州文书，徽学是“以徽州文书研究为中心，综合研究社会实态，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变化规律”。对于这个观点，一些学者不能认同，认为徽州文书固然是徽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十分重要的方面，但徽学研究要以徽州文书为中心，提法有些片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清楚。
明清时期徽商经商的足迹“几遍宇内”，历史上故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在国内城市、乡镇、某一区域徽商相对集中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就逐渐形成了融徽州本土文化和当地文化于一体，又源于、别于徽州本土文化和当地文化的亚徽文化圈，其中代表者有：徽州临域亚徽文化圈、扬州亚徽文化圈、武汉亚徽文化圈、皖江亚徽文化圈、江浙亚徽文化圈、景德镇亚徽文化圈、上海亚徽文化圈等等，这既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流动性、辐射性和当地文化对徽州文化的认同，也反映了徽州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吸纳性、包容性和徽州文化在空间位置上的广泛性。但徽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徽学是与藏学、敦煌学并重学林的三大地方学之一（姑且不说三大地方学的提法本身是否适当），考虑到徽州文化发散性和吸纳性等特点，说徽学就是地方学也难免有简单化之嫌。那么，徽学内容在哪些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具有超本土的历史影响和具有一般的时代特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作出综合的解答。
徽学的悬案太多，何止以上所举！有一位著名教授指出，徽学是一块尚未完全开垦的处女地，她充满着无限的魅力，犹如一个富矿，只要一镐下去，就会见到金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徽学将在新的世纪里以其特有的姿态展现在现代学术之林！
